与中央交响乐团指挥陈佐湟一夕谈


  陈佐湟这个名字对台湾的爱乐者而言可能比较陌生,因为他是近年才由美国受聘回大陆,担任中央交响乐团的指挥,乐友们无从由唱片中得知他的名字。目前他与汤沐海一般,每年指挥乐团三个月,其馀时间则在国外作客座指挥或讲学,他是目前大陆实力最坚强的指挥,也是大陆唯一拿到美国音乐博士(DMA)的指挥。虽然他才四十二岁,但是已被看好为明日的最佳指挥。以下就是笔者在录音閒暇与陈佐湟谈话的内容:

刘:能否请您叙述您的音乐启蒙。

陈:我小时候住在厦门,那边由于靠海,与外国的接触机会较多,因此音乐风气相当好。而我家并没有音乐的传统,我是因为常听到邻居或路上的钢琴声,而引起了我对音乐的兴趣,因此就学了钢琴,小学毕业就考上了中央音乐院的附中,在附中学的也是钢琴,在唸附中时我开始对指挥发生了兴趣,不过附中并没有开指挥的课,因此我就自己一面学钢琴,一面修指挥。那时由于物资与材料并不丰富,因此学习上比较艰苦,一些总谱都要向教授借来抄写,或者到图书馆去抄。附中还没唸完就遇上了文化大革命,整个教育都受到了破坏,因此与其说是文化大革命,倒不如说是文化大浩劫。

刘:能否请您谈谈当时的学习环境。

陈:当时由于政治气氛的关係,贝多芬、莫札特、布拉姆斯等西方的音乐并不被鼓励,甚至被视为西方的毒素,因此学习西方音乐很辛苦。例如要找音乐辞典来当工具书就很困难,对了!有一本王沛伦编的音乐辞典台湾有吗?

刘:有!现在还在卖,不过其中有些资料已经太旧了,现在台湾比较专业一点的音乐人士或学生可能都认为葛罗富音乐辞典比较可靠些。

陈:当时我们在北京要找这本中文音乐辞典都很困难。我记得在北京图书馆的内部图书馆(在百龄寺?)有一本,由于不准外借,因此我每天早上骑脚踏车到那裡,等他们开门,然后一直抄到晚上图书馆关门为止,这样大概抄了一个月才把它抄完。

刘:这样的学习环境实在是太艰苦了!

陈:是啊!不过大概是因为辛苦抄来的,因此记忆特别深刻,到现在都没有忘记。

刘:音乐辞典已经那麽难取得,那麽乐谱呢?

陈:当时乐谱在一些教授私人手中有收藏,我们也都是找熟识的教授老师去抄。现在回忆起来实在是太辛苦了,许多音乐知识就是这样一点一滴的累积起来的。

刘:您是怎麽开始对指挥产生兴趣的。

陈:中央音乐院的附中是没有教指挥的,我当时学的是钢琴,但是我对指挥很有兴趣,因此也就自学一些指挥的知识。附中毕业后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关係,一般大学都关闭了,我也没有机会再继续进入大学部学指挥。那时我就进入现在的中国电影乐团客串了二年,做点工作,累积了一些经验。

刘:那时是在写曲吗?

陈:不!那时我搞指挥,也写些曲子,也替别人配器,因为学和声,学对位,如果没有实际写作经验,没有人指点的话永远是不会知道对错的。那时虽然是免费在做这些工作,但总是一个学习机会。就这样一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各大学又陆续的开放,我才以三十岁的高龄进入中央音乐院就读大学一年级。

刘:三十岁!那时也要考试吗?

陈:要考试的!进入大学一年级时,基本上大学的指挥课程我都学过了,因此,虽然当时的学制规定指挥是要修五年半,但是我二年就毕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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