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0年7月7日，马勒出生于波希米亚的卡利旭时(Kalrst)一个犹太小商人家庭，家乡地处群山环绕，风景秀丽，流传着大量优美动听的民间音乐，马勒自幼受了这些音乐的耳濡目染，遂吸收而成为他日后创作音乐的丰富营养。

马勒的母亲共生下十四个孩子，但由于家境恶劣，大部分孩子都幼年夭亡，其中活存下来没有在襁褓中早夭的只有七个。

排行第二的马勒，童年即显示音乐的天才，六岁参加钢琴比赛，八岁已能为别的孩子教课。十五岁进维也纳音乐院接受正规的音乐教育，继而向Julius Epstein学钢琴，Robert Fuchs学和声，Franz Krenn学作曲等课程。当时学作曲的学生有机会进修指挥课程和指挥学校乐队，令马勒获益匪浅。

1877年好学不倦的他为扩大自己的眼界，进入维也纳大学进修历史、哲学和音乐史；在这段日子里，马勒广泛地学习了音乐先辈们的各类作品，同时也向他同时代的作曲家理查·史特劳斯和雨果·沃尔夫(Hugo Wolf)学习。

1880年中期，马勒离开维也纳开始其指挥生涯，先后在莱巴赫(Laibach)、奥尔美兹(Olmutz)和卡塞尔(Kassel)等地的剧院任短期指挥，而到冬天演出的淡季时期又只好返回维也纳从事音乐创作。

在这时期，他的指挥已显露出自己独特的风格：热情而又准确，对音乐有自己的诠释和处理，不为传统框框所束缚。个性耿直的他，对推广心目中理想的作品的态度从不妥协，故此树立的敌人也日益增多，形成了当时对马勒的指挥的评论经常是毁誉参半。

正因为马勒的指挥不落俗套，对乐队和歌手的要求非常严格，不但要求他们演出要倾全力去追求完美，还得表现出作品所欲表达的喜剧性，同时他又不善于对上司阿谀奉承，所以往往与当权者的因循守旧而势成水火，最后不得不提前解除聘约拂袖而离。

1886年，已故作曲家韦伯(Carl Maria Von Weber)的孙儿向马勒呈示一份他祖父留下来的完全残缺不全的喜歌剧手稿名“三个品托”(Die Drei Pintos)，希望马勒能据以将之续完，马勒接下了这个挑战，经过反复研究这些手稿之后，感到兴趣与日倍增，再经过半年对这部歌剧进行修订、编写，于1888年在莱比锡成功地指挥了这出歌剧的首演，自此以后这部作品演遍了德国。

后来马勒在维也纳也再将之搬演，同样受欢迎。由于这出歌剧的首演异常成功，带携了马勒也声名大噪，并使他获得了一个固定收入的职位——他被贝尼兹基男爵(Baron Fanz Von Banicoky)聘为布达佩斯歌剧院的音乐总指挥，任期十年。贝尼兹看重马勒，希望通过马勒之能来挽救日益枯萎的布达佩斯歌剧院。

在布达佩斯的这段时期，对马勒来说是他人生一大转折点，他初到这里工作时，雄心勃勃地大肆进行改革，一方面以为这里能够让他施展所能，发挥他多年来酝酿心中已久的期望与抱负。

首先，他成功地推出用匈牙利语演唱华格纳的音乐剧《莱茵河的黄金》及《女武神》的新制作，配合崭新的种种舞台技术设施，也要求舞台布景、道具也要与时俱进，不能因循草率，此刻的布达佩斯歌剧院果然面目焕然一新。

紧接着，他又推出了一新耳目的莫扎特《费加洛的婚礼》的全新制作，1890年又搬演《唐·乔凡尼》，同样是盛况空前，当时布拉姆斯(Brahms)适逢其会对他的指挥极为赏识，赞叹不已。马勒指挥演出的水准日臻新境，令剧院短期内的财务转亏为盈，这证明他的做法是正确的，公众也给予他前所未有的赞誉与支持。

与此同时马勒也遭受到匈牙利本位主义人士的风言风语，一批民族主义人士更起对他进行猛烈的评击。马勒感到又气愤又气馁，知道再逗留这里自己的艺术才能也很难充分发挥，结果毅然辞职他去。

1891年至1897年，他接任汉堡市歌剧院首席指挥一职，在这期间，他除了指挥歌剧演出外，尽量利用空馀的时间进行创作。

成长后的马勒曾说：“我是三重无所依归的人。奥国人视我为波希米亚人，德国人视我为奥国人，其他地方则视我为犹太人，不管去到哪儿都是外人，永远不受欢迎。”当时，在欧洲别说是维也纳，其他柏林、德勒斯登、慕尼黑等音乐重镇都不可能用非天主教徒，更不要说是犹太人。

马勒为一圆进军维也纳的梦想，毅然跑到布拉姆斯跟前向他求教，布拉姆斯说，马勒如果想要打开维也纳这扇大门，除了改宗皈依之外别无他法(查马勒向来也不热衷自己的宗教信仰)。

1897年马勒透过布拉姆斯的大力推荐，终于获聘为维也纳皇家歌剧院的音乐总监。

在维也纳任内这段时期前后十年。可谓是马勒的艺术事业的黄金时代。期间稳定了歌剧院的经济状况，成功地上演了许多优秀的德、奥传统歌剧，吸引了庞大的观众和音乐家，使歌剧院的艺术事业生气勃勃且蒸蒸日上，从而扫除了当时维也纳上流社会崇尚靡靡之音的风气，把歌剧院从一个宫廷的娱乐场所改造成为世界上第一流的严肃而高尚的艺术团体。

后来他又兼任维也纳爱乐乐团的指挥一职，十年中不断在演出曲目、演出水平和舞台设计等方面进行改革创新，坚韧不拔地为实现他的艺术理想而工作。然而树大招风，盛名招嫉，他在艺术上的严肃态度却引起了崇尚靡靡之音的维也纳上层社会的不满，况且他那犹太人的血统，始终成为上层社会阶级诽谤和攻击的对象，各种对他不利的阴谋与中伤，几乎是无日不有，连奥皇法兰科·约瑟夫对他也已薄有微言。

最后，他被免去了维也纳爱乐的职位。可是针对他的各种攻击、诽谤与暗算仍陆续不间断，1907年他愤然辞去了歌剧院的一切职务，离开维也纳而结束了他艺术事业上的“黄金时代”。

这时期，马勒个人生活中也遭逢巨变，期间心爱的大女儿玛丽亚感染猩红热及白喉而夭丧，马勒悲恸不已，促使他自己身体的健康起变化，喉咙与心脏的痼疾旧患恶化。

同年十二月，他被聘为纽约大都会歌剧院指挥，旅居美国，随后又掌管纽约爱乐乐团，但不久以往在维也纳所发生的不愉快经历，今日在纽约历史重演。在事业和生活上一连串的打击下，虽然他对待艺术的态度依然奋力不懈与坚持，但对生活的热情却日渐消失，浮生若梦的颓丧情绪经常涌现，且时常为心脏病的突然发作和对死亡的恐惧感所袭击。这些都表现在他后期的所有作品当中，包括第九交响曲《大地之歌》和未完成的第十首交响乐。